626年7月2日，长安的太极宫北门发生的冲突，彻底改变了唐高祖李渊、秦王李世民、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命运。李渊当时六十岁，李世民二十八岁，李建成三十六岁。表面看来，这场权力斗争是兄弟之间的竞争，但实际上反映了皇帝与军权之间的深层裂痕。许多人疑惑，李渊身为皇帝，有着禁军，为什么没有下令剿灭李世民？实际上，李渊虽有调兵之意，却发现难以实施。

唐朝建立之初，李渊采取了一种平衡的权力配置：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，二子李世民则统率秦王府，以功勋和威望镇守四方。这种权力安排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平衡，却没有真正解决继承问题。李建成负责长安事务，身边有魏征和王珪等文臣；而李世民长期带兵在外，战绩辉煌，手下则多是身经百战的将领。两者优势各异，争夺手段也迥然不同。李建成为了稳固东宫与朝政，李世民则利用军事声望来增加自己的实力。李渊希望两人相互牵制，但双方都知道只要对方存在，自己的皇位就得不到保障。

李元吉的加入让局势更加复杂，他与李建成联合，来压制李世民。李渊曾计划调动秦王府军队，削弱李世民的力量，并让李元吉接洽原属于秦王的军队，但这些措施并未真正削弱秦王府的影响，反而使李世民更感受到危机。

玄武门并非普通宫门，而是军队进出宫城的重要通道。守将常何原本与李建成有联系，但之后转投李世民。这样的转变在宫廷政变中显得至关重要。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清晨，李建成与李元吉入宫，李世民则在玄武门埋伏。当李建成察觉异常试图撤退时，李世民果断出手，杀了李建成，李元吉被追击致死。短时间内，这场冲突击中了东宫的核心，随之而来的权力真空在长安城内迅速显现出来。

决定胜负的关键，既不是战场上的箭矢，更在于接下来谁能够掌握皇帝的名义。事发时，李渊在宫中听到消息后，召集大臣商讨，试图明确情况。按照常理，皇帝只需下令，守城部队就应出动。但唐初的军队并非完全听命于皇帝，南衙禁军、北门守军等各自由不同将领控制，而这些将领背后都有自己的政治依赖。李世民在军中结交了许多将领，使得秦王府的影响已深入至禁卫系统。

虽然有资料记载李渊曾考虑调兵，但命令是否完全传达，军队是否真的在集结，历史记载并不一致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当局势最为紧迫时，许多将领不站在李渊这一边，有的观望，有的听从李世民指挥，使得皇帝的命令失去了效力，这便是“李渊调了，但调不动”的真实含义。

李世民之后派尉迟敬德进宫，向李渊报告李建成和李元吉谋反已被杀。李渊此时并未立即下令逮捕，而是命人召见李世民。这时李世民已控制了玄武门，并掌握了对宫城局势的影响力，李渊贸然反击可能引发更大冲突。因此，李渊与李世民见面时，李世民向他请罪，而李渊则选择接受现实，随即下诏让李世民负责军国大事。

这道旨意看似出自皇帝之手，实则是对已改变的兵权现实的确认。李渊虽然依然名义上是皇帝，但已失去了调动军队的实权。在缺乏军队支持时，皇权只剩下空有的印章和命令。

两个月后，李世民被立为太子，626年9月4日，李渊退位，李世民即位，改年为贞观。玄武门之变并不是李渊的突然失误，也不应被简单解释为偏袒其子，而是长期权力分散最终反噬了他自己。因此，从那一刻起，唐朝的继承秩序不再由李渊的计划所决定，而是由玄武门前的兵权转变所主导。